公元前360年，秦孝公2年，朝气蓬勃的秦孝公得到了周天子赏赐的祭肉。能得到祭肉，是被周天子器重的重臣。秦孝公显然已经是第一流的人物，第一流的人物要做第一流的事，做第一流的事就需要充足的兵力和后勤保障能力，要想做到这些就要首先进行变革。毕竟秦孝公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不能自己来承担改革的代价。

3年，不知道是秦孝公的暗示，还是卫鞅揣测上意，主动劝说秦孝公进行变革。这是卫鞅的第一次变革韬略，主要是改革户籍制度，便于掌握全国人数和精壮劳动力情况；实行什伍连坐法，户籍以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军队以五人为伍，二伍为什。一人犯罪，连同受罚，限制了人身自由和减少犯罪的几率，增强服从意识；明令军法奖励军功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，建立二十等爵制，不靠出身靠军功，从而激发战斗力；奖励耕织重农抑商，促进经济发展；推行小家庭制，互帮互助，充分挖掘生产力的潜力等等。秦孝公一听，太好了，这简直就是把民间的潜力挖掘出来，又能够为己所用的妙招。内心欢喜，表面犹豫。秦孝公表示赞赏，但又不便做决策，提交大臣们讨论。大臣中旧贵族代表甘龙、杜挚表示反对，双方辩论了很久，最后大老板秦孝公拍板支持卫鞅。秦孝公让卫鞅看到了变恶鬼的难度，知道了自己支持的决心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效命干活吧！

变法伊始，从上到下，都怨声载道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不过，三年后就逐渐适应了。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，抗压能力很强，再艰难的日子也能过。这是长达几千年的高压统治下的必然，同时也是一个优点，经历过苦难的民族不再害怕。

公元前355年，秦孝公7年，秦孝公和魏惠王在杜平（陕西澄城县一带）会晤。估计没有达成理想的战略合作关系，8年，双方在元里（陕西澄城县一带）交战，秦军获胜。谈不拢就打，竞技场上没有退缩的余地。10年，任命卫鞅为十六级爵位，率兵包围了安邑（山西夏县一带），迫使安邑投降。一番神操作下来，卫鞅赢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，大臣们得到了实惠，秦孝公赢得了绝对的支持。买卖做得好，自然要加大投资。卫鞅的第二次改革得以推动。

这次改革，一举奠定了秦国走向强盛的基础。

卫鞅鸡贼得很，知道一步到位得举措都是找死的举措，什么事情都来慢慢来，分几步走。第一次变革只是对底层民众利益的触及，有奖励有处罚，最关键的就是给了民众一个上升的渠道，同时又突出一个强硬的信号——绝对的服从意识。有话语权的人利益没有太大的损失，只是旁观者，冷眼看卫鞅的笑话，到时没有出手阻止。底层的民众只有服从、服从、再服从，被训练成战争机器。等民众形成一致性的服从意识后，剩下少数的贵族也无可奈何了。第二部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
公元前350年，秦孝公12年，派卫鞅按照鲁国、卫国国都的规模和式样营造新的都城，将都城从从栎阳城迁到了咸阳。为啥迁都呢？形势发生了变化，必须跟着变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。这个时候，秦国和魏国的战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，河西之地已经收复，原来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的栎阳城处于富平县，与向东发展的战略不相适应。关键点就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函谷关以东。咸阳南临渭河，北依高原，地处秦岭怀抱，关中平原和秦岭的资源十分丰富。水路可直入黄河，陆路就是终南山与渭河之间通往函谷关的大道。能防能攻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所以，徙都咸阳，不论在经济上，还是从战略上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于是，开始了第二次变革。这次的内容更加激进，主要包括：废除土地国有制，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，促进地主经济的发展；推行县制，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；初为赋，按照人头收税，干不干活都得收税，扩大了税收；统一度量衡，全国一个标准，防止不法